周文淵（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財富管理研究室執行主任）

日前，有媒體發表了人民大學前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董克用教授的文章，題為《多措并舉，解決農民工養老問題》。董教授的文章指出，目前農民工的養老金月入不足兩百元，而且一代農民工馬上就要遭遇到養老問題，此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必須著力解決。

董教授指出了問題關鍵所在，即農民工能只能參加我國養老三支柱體系中的第三支柱，個人養老金，實際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如果我們進一步去追溯這個問題，其中就是一個養老金覆蓋的問題。

正如人類的進化一樣，所有的制度供給都有其起源和脈絡。目前在全球主權國家普遍實施的多層次養老金體系，最初起源于基于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保障需求出發的公共養老金計劃。自1889年德國頒布《老年和殘疾保險法》，引入公共養老金計劃開始，不論是歐洲發達國家，還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最貧窮國家，養老金計劃的起點往往是公共養老金計劃。一戰之后，伴隨著國際勞工組織的成立，各主要工業國開始依托于國際勞工組織提供的制度供給建立養老金制度，在這一階段各國紛紛建立強制性養老保險制度，并主要覆蓋勞動工人。二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滯脹期間，世界經濟經歷穩定增長期，凱恩斯主義興起，各國開始實施經濟的經濟、就業和社會保障政策。在此階段，建立養老金制度的國家和地區的數量快速增長，從20世紀40年代的40個增加到70年代末的164個，養老金覆蓋面也從工人擴展到全體公民。

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后，對經濟滯脹的反思使得全球經濟思潮急速從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轉向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市場化。同時，主要國家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老齡化帶來了財政支付的現實壓力。為了提高養老金制度的可持續性，不少國家開始進行養老金制度的改革。改革的內容包括養老金參數設置和更根本的結構性改革。其中結構性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私有化，以讓個人和社會企業承擔更多的責任。在推動養老金的私有化改革的過程中，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扮演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大力推廣“智利模式”，提供貸款支持中亞、東歐和拉美國家進行養老金私有化改革。

伴隨著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和經濟條件的發展，中國國內的養老金體系也進入了快速變革期。經濟體制的二元性和轉軌過程，決定了養老體系的復雜性、多元性和脆弱性。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中國的養老金體系初步形成了三大支柱，即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基礎養老保險，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私人養老保險基金。政府還采取舉措大力完善養老金制度，包括加快市場化進程，擴大第二、第三支柱；在籌資和支付機制設計上，探索采用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結構（統賬結合），創建一個混合型部分積累制，也就是“現收現付制加個人賬戶預籌積累制”的模式；探索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但當前的問題在于，我們的養老金制度整體效率依然有待提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新冠疫情，在2020年中國采取超常規的企業繳納養老、失業、工傷三項社會保險費的措施之下，國內自1997年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統一后首次出現養老金缺口。

公共養老金赤字提前出現，變革的時間已經很緊迫。要保持整個系統的可持續性、公平性和國際競爭力，在人口老齡化逐步深化的壓力之下，需要開源節流。為此，既要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和長期增長目標，設定合理的養老金繳費率、替代率；更需要提高養老金資產運營效率，提高長期回報收益率。現收現付制下的“艾倫條件”成立的前提是公共養老金的內在回報率大于市場利率。然而，隨著老齡化的加劇和潛在經濟增速的下行，現收現付制下的公共養老金體系的內在回報率面臨趨勢性下降，養老金的收入支出將出現赤字。非?，F實的問題，養老金要不斷深入覆蓋全民，那么誰將在未來為老齡人的養老支付提供持續的融資？

所以，從根源上來講，養老是一個收入分配的問題。所以，回答這個問題，要看國民經濟賬戶的要素收入分配結構。一個明顯的趨勢是2011年以來，中國人口撫養比拐點出現之后，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報酬占比從47%提升到2017年的52%，同期國民儲蓄率從50%下降至45%，國民消費率從50%提升到55%。其次，從年度可支配收入年度占比來看，從2016年開始企業可支配收入占比從20%上升到23%，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從59%上升到62%。從這個收入分配的結構來看，未來大力發展第三支柱私人養老市場，可以為系統降低公共養老金替代率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也為未來可能出現的一次性系統提升公共養老金基金規模，形成快速積累創造良好的財富基礎。這正好是董教授所提及的增強第三支柱養老金的效率問題，目前看要提高三支柱的養老體系效能，增強養老金的融資能力，第三支柱的確是最方便入手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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