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開學是大一新生選課的高峰期，與高峰期同時到來的是一份來自師兄師姐“口口相傳”的選課“紅黑榜”。

姜紅(化名)是某知名高校的大四學生，作為過來人，她說，學校選課“紅黑榜”榜單上被“高贊”的是類似“某某老師的太極拳課程很輕松，紅榜！”的“干貨”。也會有校園新人的“從善如流”：“我這就選上！”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不僅姜紅所在的學校有選課“紅黑榜”，類似的榜單在很多大學存在：課程輕松、給分好的列為“紅榜”，課程困難、給分差的列為“黑榜”。每到選課時，“紅榜”老師的課程總是供不應求，而“黑榜”老師的課卻少人問津，甚至有些課程因為選課人數(shù)太少而取消。

在學生成績合格率成為不少高校教學“鐵律”的當下，選課“紅黑榜”直接對高校任課教師提出挑戰(zhàn)——如果嚴格要求，其結果是保持高質量教學，但學生的優(yōu)秀率和合格率可能偏低，任課教師可能會被高校要求進行課程整改；如果任課教師“放水”，學生的優(yōu)秀率和合格率“皆大歡喜”，其結果可能會造成高校教學質量的下降。

對此的爭論長期存在。在不少高校用學生成績合格率來提高教學管理效率的同時，如何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帶來的其他問題，讓任課教師真教課，學生學到真東西，教學質量真正提高？

是認真教課還是“放水”皆大歡喜？

浙大城市學院教師蔡淵迪便是一名課程“合格率不高”的教師。

前段時間，蔡淵迪在個人平臺“唧唧三人行”上發(fā)表文章《關于我所負責三門課卷面不及格率高的說明》，引發(fā)關注。

蔡淵迪在文章中稱，因其所負責的古代漢語、中國古代文學(一)以及中國古典文獻學三門課程的卷面不合格率都在30%以上，被要求就此問題作解釋說明并提供整改方案。

他在文中強調：“對于教學的‘認真’，不是我的主觀意愿，是天性使然，不得不然。我實在是個對什么事情都非常認真的人，人活下去是要尊嚴的，我的‘認真’只是為了守護自己的尊嚴。”

事實上，嚴格教學的例子不一而足：不少高校都會有幾個“刺頭”教師——期末考試及格率偏低，學生叫苦連連。任課教師卻表示：“難道認真也是一種錯？”

應該說，有學習就有考核，這在學校教學中是最正常不過的事：考核不僅是對學生學習的考察，同時也是對教師教學質量的監(jiān)控。

在高等教育領域，對課程成績進行監(jiān)控并設定合格率的做法并非個例。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不少高校均設有針對學生成績分布的具體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通常不僅限于合格率，還涵蓋了對優(yōu)秀率的控制。

比如，在《北京大學本科考試工作與學習紀律管理規(guī)定》第四章中就明確規(guī)定：教師應按照評分標準科學、公正地評閱試卷，合理控制試題難易程度和成績分布。在各門課程最后確定的總成績中，優(yōu)秀(85分以上)率一般不應超過30%，不及格(60分以下)率一般不超過10%。優(yōu)秀率超過40%或不及格率超過15%的課程成績，須經院(系、所、中心)教學主管領導批準、教務部備案后方可登錄。

在教育和心理學領域，學生的成績分布通常被認為是正態(tài)分布的，大多數(shù)學生的成績集中在平均值附近，成績特別高或特別低的學生數(shù)量較少。“就像一個棗核，中間大，兩頭小。”一名高校教師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從學校教學管理角度來說，明確規(guī)定優(yōu)秀率、合格率應該會更有效率，但是過于“一刀切”的做法難免會導致其他問題的出現(xiàn)。

按照這個邏輯，蔡淵迪老師的課很大可能會登上選課“黑榜”。不過，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蔡老師的課并不是不受學生歡迎。

2019年，浙大城市學院官網發(fā)布了《喜口出驚人之語，更注重教學扎硬寨、打死仗——傳媒分院蔡淵迪老師側記》，其中，蔡老師就被評價為“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按照這篇文章的描述，蔡淵迪上課時幾乎不用PPT，堅持“拼命備課”，其課程內容常講常新，甚至吸引學生第二輪、第三輪來上他的課。2015年進入浙大城市學院工作以來，他包攬了傳媒分院所有的教學質量獎，其中4次一等獎、兩次二等獎。每學期期末，學生對蔡老師的評分在中文系總是靠前。

然而，學校根據(jù)學生合格率不達標，蔡淵迪被學校要求提供整改方案，才導致他發(fā)文“我的‘認真’只是為了守護自己的尊嚴”。

這雖是個案，但個案的背后卻是更多高校面臨的問題——如何解決教師的嚴格教學要求與學校教學管理“合格率”鐵律“一刀切”之間的矛盾？

部分課堂成為一些大學師生的“枷鎖”？

在多數(shù)高校課堂上，教師真想教，學生真想學。但是在一些課堂，合格率為什么會成為一個“緊箍咒”——無論是教師的教，還是學生的學，都沒有足夠的積極性，以至于一些“水課”當?shù)溃?/p>

湖南大學微電子物理與微電子科學學院院長文雙春發(fā)現(xiàn)了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在部分高校的課堂上，學生即使進了課堂，教師在講課，學生在低頭看手機，屏幕上的PPT很難受到關注。但這不意味著學生不愛學習——有些學生在課上通過手機在某視頻平臺上網課，他們認為“上網課”要比課堂上的學習效率高。

文雙春也會與學生定期舉行“院長午餐會”，了解學生的所思所想。一次午餐會上，一名學生提出：“不上課，但通過考試可否得到學分？”

這名學生表示自己是代表所有轉專業(yè)學生提問的，因為他們轉入新專業(yè)后，必須補修幾門課程，但有些課程的上課時間與現(xiàn)有課程的上課時間沖突。如果不上課但能通過考試獲得學分，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文雙春走訪學生宿舍時，也有本科生提出同樣問題。其理由是上某些老師的課還不如自學，也不如線上看視頻學習。

究其原因，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可能是學生不愛上課的原因之一。文雙春發(fā)現(xiàn)，有一部分學科還在使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以前的教材，大學本科的教學模式也是一直在使用“老師講，學生聽”的模式。“這種模式自工業(yè)時代沿襲至今，已有數(shù)百年的歷史。”文雙春說。

2019年，教育部辦公廳發(fā)布《開展2019年線下、線上線下混合式、社會實踐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認定工作的通知》提出，推動教師全員參與課程理念創(chuàng)新、內容創(chuàng)新和模式創(chuàng)新，打造“金課”、淘汰“水課”。

“但是教學方式的創(chuàng)新并不容易。”文雙春說。教學方式有很多種，學生的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每個人對于教學的看法也并不一樣，這導致教學方式上很難達成一致。因此，教育者往往以自己受教育的方式進行教學，繼承傳統(tǒng)是最不容易遭詬病的方式。

貴州大學評估中心主任田蒙奎表示，部分高校教師會過于側重科研輕教學。“年輕教師的晉升大部分與科研成果有關”，田蒙奎介紹，即便花費大量精力專注教學，對于高校教師的職業(yè)發(fā)展、評獎評優(yōu)以及職稱的晉升益處較少。并且部分高校對于科研考核指標明確、數(shù)量很多，而對于教學考核的指標較少。

同時不少高校學生希望把更多時間花費在課堂之外。2022年，黃雅麗(化名)從浙江一所高校的工業(yè)設計專業(yè)畢業(yè)。畢業(yè)后，她的同學很少從事本專業(yè)相關工作，而從事本專業(yè)相關工作的同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會花錢報課外班，深入學習工業(yè)設計。“如果只學習課上的內容，那么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因此，不少類似的同學也希望校內課程較為簡單，以便能夠節(jié)省更多時間。

“現(xiàn)在社會對大學生的引導也有一些偏差。”田蒙奎表示，現(xiàn)在部分大學生學習生活的重點在于是否實用，是否能找到一份好工作。社會對于大學生的評價集中在保研、考研和找工作上，故而這也成為很多大學生的首要目標，“所以學生更愿意把時間花在更容易達成目標的課堂上，而在那些‘沒用’的課堂上吝嗇時間”。

新形勢下，教與學都要做好“加減法”

“這是一位好老師”，對于蔡淵迪嚴格執(zhí)教，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非常認同：只有嚴格執(zhí)教，學校才能發(fā)展得越來越好。

盧曉東認為，做好本科教育是“長鏈條”的工作。高校控制學生及格率，很可能導致教師“放水”，進而導致學校教學質量降低。如果從長時間段來看，反而不利于學校招生工作。

改變現(xiàn)狀就需要改革教學考核。盧曉東建議，高校考核方式可以由百分制改為等第制。百分制將學生成績按照100分來劃分，等第制則以4分制為基礎進行績點排序。百分制容易引導學生過分追求分數(shù)，分數(shù)的提高需要多次訓練，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創(chuàng)造力很容易被磨滅。百分制的試題有標準答案，錯誤會被扣分，可能會形成對錯誤的恐懼心理。百分制向等第制轉變，使考試成績模糊地表示出來，這可以避免對創(chuàng)造性的損害，對于保護潛在創(chuàng)新品格具有重要意義。“這是未來高校考試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盧曉東說。

文雙春認為，在網絡和人工智能時代，有網課、線上授課等渠道，學生可以在學習上有更多、更好的選擇，包括學什么、怎么學、跟誰學、在哪學、什么時候學等方面。大學不應該限制學生一定要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接受相同的教育。

文雙春用網上購物作比喻，在網絡和人工智能時代，學生的學習可以通過網絡平臺，找到他們想要學習的東西，從而更容易實現(xiàn)因材施教。大學教師也需要轉型，發(fā)揮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從一個教育者變成學生學習的幫助者和引導者。

對于學生，文雙春建議學生積極進入課堂外的“開發(fā)區(qū)”。多數(shù)情況下，高校的課程并不緊張，在空余時間，學生可以把精力放在科研、體育運動、社會實踐等方面，多進實驗室、進課題組、進操場，這些經歷反而對本科生未來職業(yè)成功更有意義。

田蒙奎認為，高校教師的教學方法應該更靈活。在高等教育里面的信息化技術應用是相對薄弱的，在教學中，很多大學教師對于信息化技術的使用僅限于PPT，而某些一流高校已經在課堂中融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數(shù)字化等技術。

9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推動高質量發(fā)展”系列主題新聞發(fā)布會上，教育部副部長吳巖表示要提高本科專業(yè)建設與學生全面發(fā)展的適配度，將以人工智能賦能專業(yè)內涵建設，有針對性地優(yōu)化人才培養(yǎng)方案，完善各專業(yè)知識圖譜、能力圖譜，全面提升教育教學質量。

目前，不少高校也在進行相關探索。比如，清華大學以“千億參數(shù)多模態(tài)大模型GLM”為平臺與技術基座，研發(fā)出多個AI助教系統(tǒng)，這些系統(tǒng)不僅能夠提供24小時的個性化學習支持、智能評估和反饋，還能輔助學生進行深入思考，激發(fā)學習靈感。“這些可以作為一些高校本科教學的發(fā)展方向。”田蒙奎說。

“高校教師的考核方式也應該更靈活。‘一張卷子定生死’并不可取，考核方式可以采取多元化的形式，加強課題化的考核，做到考察面豐富、全面。”田蒙奎建議。

“雖然高校本科教育面臨很多問題，但是總體還是走在教育強國的路上，高等教育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在改革中發(fā)展，在發(fā)展中解決問題，高等教育一定會越來越好。”田蒙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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